作者：杨耀健
重庆解放前夕，在朝天内地区发生的“九二”火灾是一场空前浩劫，给山城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当时，国民党当局诬蔑是共产党放的火，并借此公开杀害了好几位无辜群众。真相如何?后来终于查明。
火起余家巷
年9月2日，农历闰七月初十，时当盛夏，素有“火炉”之称的重庆，更是酷热难当。当天下午3点40分左右，陕西街余家巷内突然起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一瞬间，从东水门到朝天门，从陕西街到千厮门一带，几十处高大的火头，无情地吞噬掉幢幢民房，连成一片火海。
滚滚浓烟不断升起，连太阳也变得黄惨惨的。楼房的门窗吐出火舌，烧断的屋脊带着一堵堵墙垣砰然坠落在地，大批无路可逃的市民在腾腾烈的逼迫下，只好退向沙咀河边。时值江水上涨，朝天门江边的大片沙滩已被淹没，逃难的市民潮水般涌上停靠在江边的木船和趸船，而临嘉陵江而建的大批房屋带着烈火垮落江边，又引燃了漂泊在江边的船只。
第一区26保13甲住户袁壁之等人，事后写报告说：未着火的船只“急忙撑离码头，殊水流甚速，片刻即流至嘉陵江码头，被码头火船所挤，瞬即着火焚尽”。“火船把停靠于嘉陵江码头附近的一只民生公司油船引爆燃烧，油漂到哪里，火就燃到哪里，嘉陵江千厮门至朝天门段的江面也成了火海。接着，火又将对岸北城河边的一排房子炙燃。”一时间，满岸是火，满江是火。
烈日和风势助虐，大火到处逞威，延续了十几个小时，最后被位于新街口的美丰银行(现中国银行)、位于字水街的中国银行(现重庆饭店)和住于曹家巷口的川盐银行(现重庆饭店旅馆部)等几处高大的钢筋水泥建筑挡住，方才停熄下来。平时摩肩擦踵熙熙攘攘，被称之为重庆华尔街的银行区和重庆港仓库区，转眼之间化为一片瓦砾。
据历史资料统计，这场大火烧毁大小街巷39条、学校10所、机关10、，银行钱庄33家、仓库22所、拆卸房屋户。受灾户、灾民4.1万余人。有户口薄可查的死者人，掩埋尸体具，伤余人。物资损失棉花15万担，棉纱余件，布匹余匹，食糖多万斤，食盐余万担，粮食余万担，以及大量汽油、桐油、猪鬃、烟叶、纸张等。
据和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交通、中国、川康银行有关档案材料记载，仅猪鬃一项，即可折合当时的美元近25万元。
重庆各报的最初报道
“九二”火灾的次日，重庆各报对火势和均作了详细报道。
重庆《中央日报》9月3日报道：“重庆陕西街昨日空前大火，自昨日下午3时40分开始延烧，至今晨5时尚未完全扑灭，本市金融中心全部付之一炬。火灾自陕西街余家巷17号一油腊铺发生，转瞬即延烧至陕西街。邮局及中央合作金库首先着火，消防队赶来时，因自来水停水，施救困难。加以昨日气候亢热，风势甚大，风纵火威，陕西街即成一片火海。”
重庆《大公报》在《火势猖獗原因：秋干、风大、水姗姗来迟》的大标题下报道说：“这次火势燎原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秋干多时，昨天又吹大风，且是东风，至使火舌的方向由临江的地域伸展到房屋稠密的城区。一是自来水姗姗来迟，当它含羞带愧地爬出水管的时候，火神已是张牙舞爪，而难于遏止了。”
重庆《国民公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说：“赣江街17号协和油腊铺老板、甲长李清发家三楼佃客陈树章屋里，因陈夫妇外出出就医，家中仅留三小孩，不慎发生火警”，“治安机关已将李清发捕得，将由警备司令部严加讯办。”
其它如《和平日报》《商务日报》《新民报》等，也都对火灾情况作了内容大体相向的报道。
9月5日，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第32次会议记录，以及10月18日警察局给重庆市市长杨森的《普行治号》文中，也都认为：“此次大火从情形看来，当系不慎失火。”“一分局管区赣江街17号住户李清发楼上发生火警，火头由马王庙分所所长王光泉当场捕获，不幸同时遇难。”李清发其实未死，年病故。
转移视线嫁祸共产党
8月24日蒋介石从台北飞到重庆，妄想建立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反共基地。本地的反动分子，准备以纪念“九三”抗战胜利日为名，发起一次反共大游行，不料这场大火打乱了预定计划。当局为了转移救火不力的责任，向蒋介石交差，把大火起因嫁祸到共产党头上。
9月4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出一则电讯宣称：“此次大火原因，据重庆市长杨森说，确系共匪地下分子乘机纵火，并已捕获人犯多人。”接着警备司令刘雨卿、警察局长陈善周，也煞有介事地召开新闻发布会，扬言“共产党地下分子纵火”。警备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龚克勋还在全市发起了所谓“九二火灾宣慰运动”。
9月4日这天，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逮捕了两名所谓的“共产党纵火分子”，押解到千厮门中国银行对面的废墟上，当众枪决。
自此，重庆各报也就跟着中央通讯社的调子起哄。
《中央日报》9月6日发表消息说：“市府秘书长李寰报告救灾工作，共匪有计划放火，今后决严密加以防范。”同时当局在市区实行宵禁。
9月16日，负责调查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胡友晖、梁上栋、胡军贤三人宣称：火灾“系共匪纵火及建筑不良造成。”次日，《大公报》刊出“本市讯”称：“近日本市火警频传，经治安当局密侦察，确系奸匪阴谋，已有纵火犯多名先后落网，其罪证确凿者吴朝实、童登里两名昨枪决。”
《中央日报》9月24日更是耸人听闻地说：“共匪纵火机关破获，匪徒多人被捕，下周公布内幕。”
整个9月份，除朝天门外，南岸黄桷垭、沙坪坝、化龙桥等地，也先后发生过数次小火灾。重庆舆论界在作出报道时，都说成是“奸匪所为”，一时市面人心惶惶，坐卧不宁。
重庆市市长杨森的侄女杨汉秀是中共党员，当时被杨森软禁在家中。她痛斥国民党血口喷人，杨森恼羞成怒，令特务将她再次逮捕，同年11月27日杀害于歌乐山金刚坡。
所谓的“纵火犯”
“九二”火灾后，在半个月时间内，国民党当局先后以“共产党地下分子”、“纵火”等罪名，枪决了9人。
首批被枪决的两名，一名叫杨继曾，河北盐山人，是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劳工福利委员会药剂师。他的“罪状”是：“本月一号深夜，他曾单独潜伏在‘美工堂’戏院后面，探查各种建筑达数小时之久。二号午后火场施救之时，他身携望远镜，数次进出其间。在他住宅里，又搜出浇好许多汽油的蔑席一大捆，和其它引火物。”另一名叫张子吉，山东曹县人，无正常职业。其“罪状”是：“二日午后当火势正炽时，他手提汽油一桶，故意漏在救火水带上，经值勤警士沉伟烈查获。其供词支吾，虚构无稽。”
这两名“人犯”真是共产党吗?
解放后，公安人员从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档案堆里，找到了《警察局“九二”火灾后拘办纵火案登记表》《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侦办纵火案报告表》，查明杨继曾、张子吉都不是共产党员。在那两份表格中含混地写道：“杨继曾三月前由人介绍参加共产党，系走中间路线，杨犯早为本处陈祥泽同志查觉有匪谍嫌疑”云云。
此外，就在国民党自己有关档案材料里，对张子吉和其他7人，以及另外名被抓的“纵火嫌疑”、“趁火抢劫嫌疑”人员，连“共产党嫌疑”的字样都没有。
那么，他们又是怎样成了“纵火犯”的呢?据解放后被捕的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党政组组长雷禾村和其他知情人交代，那位自称早就查觉杨继曾有“匪谍嫌疑”的陈祥泽，公开身份是重庆总工会干事，其实是稽查处党政组的探子，俗称“跑二排”的。因他与隔壁居住的杨继曾有矛盾，挟嫌向稽查处举报杨继曾。9月2日深夜，陈祥泽又手拿一束竹篾，去找稽查处长唐白岳，诬告说这就是杨继曾点火的用具。
正没有办法交差的唐伯岳如获至宝，凌晨两点派稽查员曾亦鲁随同陈祥泽前往，逮捕了杨继曾。杨继曾在酷刑下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但坚不承认纵火。3日一早，唐伯岳向警备司令刘雨卿报告后，立即决定送军法处枪决。
关于张子吉，当年审讯他的重庆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一名法官在解放后供认：张子吉是一位商人，起火时正在街上搬东西，突然被抓起来。他本人矢口否认往水带上浇了汽油，要求调查。然而军法处却拒绝再作调查，强行给他定了罪。
其他7名所谓的“纵火犯”，是在火灾以后被强安上罪名的，其中竟有一个年仅13岁的孤儿。此人名叫吴朝富，从江津流浪来渝。9月6日晚上11时，他正在安乐洞果园附近玩耍，突然被以“受人唆使，妄图纵火来遂”的罪名抓了起来。解放后被镇压的自卫队长胡中奎、警察局司法科长袁海雄，竟对这样一个孩子刑讯逼供，然后将他的年龄改为18岁，连同其他四名无辜者，于9月16日在过街楼枪决。围观群众无不为之愤然。
随后被枪决的的童登里，既非共产党员，又非地下党外围群众。
童登里是9月中旬被警察局第15分局在南岸逮捕的，他的罪名是在崇文坪“制造火药燃烧爆炸，伤四十余家”。第15分局的记录薄上记载，火头有赵有银、陈吉高、唐克泉、童登里、廖夏氏等五人，赵有银在放火时全身烧烂。《中央日报》发表消息时，说童登里其人曾犯有在“民国三十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六年窃盗吸毒罪案，被奸匪利用”。“9月14日晚在黄桷垭放火，被15分局抓获”。
从时间上推算，这时“九二”火灾己过十多天，说童登里是被“奸匪利用”而放火，十分牵强。
火灾的真实原因
解放后，有关部门对“九二”火灾作过调查，当时有群众说火是国民党放的，还说前来救火的消防车里装的不是水，而是是汽油，所以喷到燃烧的房屋上不仅不能灭火，火焰更大更高。
国民党污蔑共产党放火，群众又揭发是国民党放火，“九二”火灾的真相到底如何呢?
年，重庆市公安机关在进行解放以来十年工作总结时，曾对这一特大事件作出了初步结论：“九二”火灾并无政治背景，纯属不慎起火。
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公安人员又作了全面深入的调查。几经周折，找到当年第一个发现起火的妇女杜位芳，解放前她是家庭妇女，家住朝天门紧靠“冠生园”糖果厂搭的一楼一底的偏厦。9月2号中午气温很高，杜位芳把喂养的两只鹅抱到后面凉水凼里洗完澡，回到家门口，“就看到前面17号楼上堆谷草、凉椅的走廊上冒烟起火了”。她边喊救火边上楼拿东西，哪知“下楼时，烧垮的东西己封住了门”，她急忙跳窗子才逃了出来。
年，重庆气象台记载：8月份，晴22天，阴6天，雨2天，晚雨1天。月平均气温，比历年月均气温高摄氏2度到10度，其中8月26日至9月2日均为晴天。
燃烧还需要可供燃烧的物质，调查组从当年的水文资料了解到，9月2日朝天门沙嘴两江水位比平时上涨了11米。住在长江河坝上的贫民被迫搬迁，沿着城墙边的街巷搭起大量以木条、竹片为材料的简陋易燃住宅。此外，余家巷、赣江街一带的竹术结构建筑本来就鳞次栉比，沿街还纷纷撘起遮阴的凉棚。
赣江街17号是一幢二楼一底的穿逗板房，底楼是一开二的铺面，一间是油腊铺，一间卖茶水。一楼是老板李青发的卧室，另一间租给摆香烟摊的吴老太婆。顶楼的佃户，一家是在油腊铺后面“冠生园”糖果厂当工人的郑文德夫妇，一家是“树丰”酒精厂帐房陈树章一家五口。这层楼的木板走廊上，堆放着茶馆用过竹凉椅和一捆用过的谷草。
9月2日中午，李青发老板因病躺在凉椅上养神，学徒冯志刚在柜台上帮李老板过去的店员萧绍伯写家信，老板娘罗淑安带着两个小孩，在隔壁炭房钱方臣家里磨米浆。楼上只有陈树章八岁和五岁的女儿，带着一个几个月的小弟弟。陈树章医院(医院)看病未归，几个小孩玩了一阵“家家酒”，后来他们不知好歹，居然玩起火来。
学徒冯志刚回忆说，他正在写信，住在店铺后面的一位妇女突然惊叫起来：“楼上起火罗!快救火!”冯志刚急忙提起一桶水冲上顶楼，只见谷草、凉椅已燃烧起来，火舌窜上房顶风板，一桶水泼过去，只听见“呲”的一声就烘干了，只是杯水车薪罢了。
正在“冠生糖果厂三楼晒台上晒麦子的姜明清师傅也冲着郑文德大喊：“你家楼上着火了，快回家抢东西!”等郑文德跑回家时，大火已封住了楼梯口。
大火初起若以水泼火，当可免其成灾。怎奈当天自来水姗姗来迟，火进人退，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蛇逞威。顷刻间，油腊铺内的多斤菜油、桐油、花生油和蜡烛被引燃了，火势更加猛烈。
当时重庆消防设备十分简陋，全市8个消防中队，仅有11辆消防车、14台拖拉泵。火灾发生后，消防队闻警出动，拉着两台人力泵赶来，不料这一带仅有的一个消防桩里一时竟然无水。至于说消防带喷出的是汽油，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那叫引火烧身，完全是信口开河。
火情如此严重，临时又发生了一起纠纷：警察阻拦消防人员取水。
重庆自来水公司产业工会，9月6日在给重庆市政府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本月二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公司接获消防队火警电话(此时距起火已近一个小时!)庚即一面放水，一面派火警班领首工人苟耀才率领苏献忠等20多人，乘坐卡车紧急出动。车经纪功碑(现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见有六人携带水桶在该地放水，切断了火场水源。工人上前制止，致起纠纷。该取水人等乃声称是警局清洁夫，还拉来警士20多人，齐声呼打。火警班工人不能履行关闭旁支管道，使水力集中火场。”
因无水施救，干燥的空气和凶恶的阵风风，不断助长火势，转眼间熊熊烈火已成燎原。
一条火龙舔燃了四川省银行仓库，余家巷顿陷火海。
一条火龙奔上陕西街马路后，又分头突进，将邮局及中央合作金库引燃。接着，又一只“火老鸦”飞到对街一家汽油行，一口又一口吞噬着金沙岗、节约街、字水街和姚家巷。
另一条火龙借着风势往东水门方向猛窜，直扑染房街，沿着城墙蔓延。
傍晚6点钟风势愈烈，各路火蛇汇合，朝天门顿成火海。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第32次会议记录中写道：“丰碑街捆绑房屋倒塌，导致河下船只燃烧。岸上人受火的包围，均集趸船上避火，因趸船上存有桐油、汽油等油类，亦触火燃烧。空军五军区油船及装炸弹船两只幸无意外。”幸亏这两只军火船跑得快，否则连对岸的江北城也要变成废墟了。
“九二”火灾虽然也不是国民党放火，但消防设施简陋，施救不力，导致蔓延，最终酿成一场大灾难。这与国民党政权忙于打内战，对市政建设毫无建树有一定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