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上回说到《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季节问题，对“清明”的另一种解释是政治清明。鉴定专家史树青认为：“清明非指清明节这一天，而是作为称颂太平盛世的寓意，清明指政治清明。”河南大学周宝珠教授也认为《清明上河图》中展现出的磅礴气势和繁盛景象，最能代表宋徽宗赵佶“偃武修文”的治国思想。如果称太平盛世，未免太露骨，因此“清明上河图”这五字一语双关，弦外有音。曹星原在《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妥协》一书中认为，《清明上河图》并不是要表现大宋宣和年间繁花似锦的清明节日景象，而是宋神宗年间因王安石变导致的社会紧张感与“同舟共济”的协作。这幅画的中心部分表现的是当一条船正在逆流通过虹桥时，在急流中失控。但是无论是桥上、河边的过往行人，还是船上的男女老少，众人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努力控制局面。与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清明上河图》创作于宋徽宗年间不同，本书认为此画的创作时间是在宋神宗统治期间，并进一步确定是存至年间。曹星原推测，《清明上河图》的创作动机与郑侠向神宗呈《流民图》有关。熙宁七年()，神宗皇帝收到《流民图》，第二天就下令暂时罢免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18项法令。但事过之后，神宗痛定思痛，召来王安石询问，究竟是什么人在郑侠背后唆使这个小吏如此胆大妄为。神宗决定要找出郑侠的后台，以便加倍严厉打击反对变法的人和对变法持有异议的人。冯京等老臣相继受到郑侠一事的牵连，郑侠本人则被流放同福建。王安石怀疑是向经、曹佾所为，受此牵连，身为国丈的向经被贬职“出知青州”，受此打击，向经不久即病逝。曹星原认为，《清明上河图》的成画时间极有可能在向经赴任青州之后。或许向氏家族深深感到图像的功能被小吏郑侠在神宗而前运用到出神入化、颠覆乾坤的地步，向皇后为首的向家找到张择端，请他以委婉的图像方式作《清明上河图》，以此一方面安慰神宗，另一方面向他证明京城的经济和物资丰盛依然如故，虽有贫富差距和新法所带来的弊病，但是宋朝在神宗的统治下依然是一个清明世界。同时，向氏家族也以这件作品澄清自己与郑侠毫无瓜葛。更重要的是，《清明上河图》表现的是船上包括妇孺在内的全体人员在危难中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帮助神宗渡过难关，表达了对神宗治世、惜民思想的赞美。还有学者认为，与“政治清明”恰恰相反，《清明上河图》中暗藏着作者的苦心和种种不为人知的玄机，这位充满儒家思想情怀的宫廷画家其实是在警示宋徽宗，繁华中的开封城内外正在发生些什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余辉在《清明上河图的黑色幽默》（《人民日报》年4月3日）中指出，他通过研究《清明上河图》，发现整个开封城竟然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城市管理失控。而图中所反映的吏治之松和军纪之散，已经构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北宋清明节期间，朝廷给官员们放假3天。他们一个个在街上懒懒散散、溜溜达达，各显其态，侍从们前呼后拥，不亦乐乎。官员懒散递铺衙门口9名士卒或坐或躺军容不整，两只公文箱闲放两旁，这是一个负责传递朝廷文件的递铺，府中长官本应带队将公文及时送到下一站，可快到晌午长官仍未露面，衙门空敞却无人敢扰，可见北宋官府效率之低下。递铺衙松懈比如，开封城内外有个坊，按照北宋的消防法律，每一坊应有一座望火楼和一队消防兵。画中有一座用青砖砌起来的望火楼，但已被截去高层，改造成供休憩用的凉亭，里面摆上了小桌小凳，望火楼下面的两排兵营也已改成饭铺和茶肆。望火楼和排兵营缺失正店右侧的临街小屋原为军巡捕屋，相当于消防站，现已改为军酒转运站，屋内扑火用的三杆麻杆皆已废弃，屋前八只木桶原为消防存水之用，此时已变身酒桶。三个御林禁军是奉命前来押送军酒的，临行前例行检查武器，戴着护腕的壮汉正拉弓试弦，本应守卫城门的军卒只能在运酒时提起精神。两辆四拉马车飞驰而来，他们拐弯还不减速，挑担的路人赶紧放下担子，闪在一边，如此下去，似乎又要爆发险情。原来他们也是禁军士卒，和孙记正店旁军巡铺屋拉弓的几个士兵是一伙的，他们驾着马车经过这个十字路口左拐到那里去搬运酒桶，馋酒已经馋得不顾一切了。酒官待命酒车狂奔在河中，没有一艘巡江的消防船。图中也没有督粮官，大量的官船和本来用作采购万石官粮的费用用于采运花石纲，私家漕船则趁机纷纷将私粮运抵开封，准备控制都城的粮市。据文献记载，几年后，开封的粮价便上涨了4倍。私家漕运余辉认为，早年生活在市井、后供奉在朝的张择端正是想把北宋而临的危机通过画作表达出来，这个时候距离北宋灭亡尚有20余年，如果徽宗尚有警觉的话，引以为戒，励精图治，有望守住大宋江山。然而，此时的徽宗已经接受了蔡京、童贯之流给他设定的坐享“丰亨豫大”之计，不愿理会画中描绘的一系列不祥之兆，他仅仅是认同张择端的写实技艺，写上题签、盖上双龙印就将《清明上河图》转赠给外戚向氏了。历史给予宋徽宗的一次重要机会就这样白白地流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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